2021年7月江苏自考本科《中国文化概论》试题及答案（59）

第七章

三、论述题

1.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佛教传人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如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以及民间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如隋唐著名佛画圣手吴道子以及阎立本、李思训等人，从佛教绘画和宗教题材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大大提高了传统民族绘画技法与表现力。中国著名的云岗、敦煌、大足、麦积山等石窟艺术，都以佛教为题材，并深受印度艺术的影响。中国的翻译文学首先是佛教文学。印度佛教《百喻经》对中国寓言创作的影响，佛教“唱导”、“转读”、“梵呗’’等宣唱开导的讲经方式对中国的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等通俗说唱文学的影响，以及佛教对中国音韵学、律体诗变革的影响等，都是十分明显的文化现象。魏晋的玄学诗、南北朝的山水诗、唐诗、宋词以及宋元明清的平话、小说、戏曲也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唐代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后，寄情山水诗酒之间，继而皈依佛教，以“香山居士”自许。作为佛教核心的佛教哲学思想经过与中国本土儒、道的渗透、融合，最终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佛、道“三教合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精神。宋明时期，程颢、程颐、朱熹等新儒学派又将印度佛学与本土的易、老、庄三玄相糅合，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典型。

2.中国的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有什么优点?对西方国家有什么影响?

答：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独具特色、首屈一指。西周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两汉的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隋唐明清的科举制等，代代有创造有调整有发展。文官制度有效地保证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与执行政务的可操作性。中国古代论政务，首辩君臣大义;君臣大义既明，则次论用人;征辟除授、选贤任能，则必讲求吏治;吏治清明，唯善是举，则谨防弊政;弊政若除，则可达到“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的理想境界了。隋唐确立的科举制度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制似乎使封建统治者找到了选拔人才的良方。考以取官，公平竞争，无论寒庶，均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相对以前的世卿、察举制来说要合理得多，因而在中国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中国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对西方的议院制、考试制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现代行政管理格局的形成

3.中国精神文化对世界有什么影响?

答：中国学术文化思想独具魅力的东方意识与华夏气象对世界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18世纪前后在欧洲风起云涌的反对宗教神学、呼唤理性精神的社会思潮中，不少启蒙思想家纷纷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理论武器。儒家思想所论述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摆脱神学独断、修己修身、刚健有为、伦理有序、和谐人际关系、注重整体利益、以个人对国家与民族贡献为人生意义的价值观等，深刻地影响了被誉为“欧洲孑L子”的法国伏尔泰和魁奈、德国莱布尼兹和沃尔夫、英国坦布尔等人。例如，伏尔泰将中国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观念、社会法制等加以综合研究，建构了一套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除了儒家思想之外，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中的其他学说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如墨子的“非攻”、“兼爱”等思想，老庄的“柔弱胜刚强”的学说，深受德国社会哲学戏剧家莱布尼兹的特别关注。中国哲学不仅为他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的哲学论争提供了有力武器，而且推进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从一个欧洲学者转变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巨人。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所奉行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明显体现出老庄“无为”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化对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朝鲜历史上的新罗时期，定儒家经典为“国学”，强调以“德”治国，把忠孝信义等思想发展成为具有朝鲜文化特色的“新罗精神”。日本早在信史开端就大量引进中国文化。7世纪的“大化革新”实为全盘唐化，自动接受中国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影响，举凡中国的政治体制、行政建制、赋税管制、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文字书法乃至衣冠饮食、建筑工艺、茶道民俗等都被全方位、多层次地吸取。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还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越南在教育上同样奉行开科取士，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作为主要教材。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纲常名教对越南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有深广影响。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

4.20世纪的文化论争主要是围绕哪些问题进行的?

答：现代中国文化的演进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外来西方文化这两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一时的“中体西用论”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对“中”、“西”文化的评判取舍置于国人面前。以后在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全盘西化论”、“东方文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直至八九十年代新一轮文化论争中出现的“儒学复兴论”、“全盘西化论”、“彻底摧毁与重建论”、“哲学启蒙补课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新论’’等，论争的焦点几乎无一例外地依然定格在对古今中西文化的诠释、比较、评价和选择上，以加快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大致包括：①关于中西文化特点及其优劣比较;②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影响和发展规律的批判性反思;③围绕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探讨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

5.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新儒家有什么特征?

答：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儒家的鼎盛期。韦政通在《当代新儒家的心态》一文中对这一时期的新儒家特征作过如下概述：“①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在儒家传统里又特重心性之学;②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一精神实体，历史文化之流程即此精神实体之展现;③肯定道统，以道统为立国之本，文化创造之源;④强调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应有敬意和同情;⑤富根源感，因此强调中国文化的独创性或一本性;⑥有很深的文化危机意识，但认为危机的造成主要在国人丧失自信;⑦富宗教情绪，对复兴中国文化有使命感。”这一时期的新儒家人物一般都有较深的传统文化素养，又经过西方近现代哲学思维的训练，因而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和会通。他们肯定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中国文化发展之内在要求”，倡言“返本开新”，即重返儒家心性学之“本”，开出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之“新”，以“重建儒家的道德主体性哲学”，来弘扬中国本位文化。